演算法管理：來自瑞典KI研究團隊的報告

演算法管理 (Algorithmic management, AM）如何在職場運作？如何影響工作者的安全與身心健康？

這次在EPICOH年會聽到這個非常有趣的主題，報告者來自瑞典卡羅琳斯卡醫學院Karolinska Institutet (KI) 的ALGOSH研究團隊。這個計畫的名稱結合Algorithmic的前三個字母及職安衛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OSH)的縮寫，就是在回應上述問題。

該計畫由瑞典政府「健康與社會事務部」Sweidish Ministry of Health and Social Affairs下的研究機構Forte補助(Swedish Research Council for Health, Working Life and Welfare)，為期七年(2023-2029)，團隊成員來自7個國家(瑞典、芬蘭、加拿大、美國、澳洲、荷蘭、西班牙)，主要PI為Theo Bodin(KI的職業醫學專家，EPICOH大會第一位主題講者)。該研究團隊長期以來關注非典型雇用與不穩定雇用(precarious employment)對職業健康的影響。有關Bodin主題演講的重點，扼要整理本文末段。

ALGOSH這個場次有5個演講。其中一個報告，研究者透過質性訪談、工作坊、問卷等多元方式，了解職場的AM應用狀況，並試圖發展一套檢核表checklist，目的在協助勞檢單位進行職場監測。講者強調，AM的使用非常廣泛，不侷限於目前被研究最多的平台外送工作，也觸及各行各業。

AM主要的OSH風險為：持續性的監控constant monitoring、工作量加大work intensification、工作控制感降低等等。不過AM也提供很多好處，例如提供支援功能。講者認為，勞工是否能參與AM決策，以及雇用狀況，是決定AM影響的重要因素。不過倒底何謂AM，勞工是否了解AM的應用，例如是否真的了解自己的工作被監控，仍有待進一步探究。

芬蘭語的檢核表第一版，預計將於2026年底或2027年年初公布。講者提到，很歡迎其他國家的學者與他們聯絡，以發展不同語言的版本。

另有多份報告，探討管理者如何使用AM、平台工作者的經驗等等。

* 瑞典是世界第一個將職場社會心理因素納入規範的國家。1977年修訂通過的《工作環境法》(Work Environment Act)，要求雇主必須確保勞工在職場中具備自主權且能有機會學習新技能。根據一位友人的說法(尚待確認)，瑞典的研究者與工會堅持不使用「社會心理」psychosocial或「心理」psychosocial這類詞彙，而是使用組織與社會因素organizational and social factors in the workplace並強調，介入的重心應放在工作環境而非個人。

** Theo Bodin教授主題演講的重點：

1) 職場雇用關係越來越不穩定，對傳統職業流行病學研究帶來很大衝擊。流行病學仰賴世代追蹤，但預設的單一雇主、穩定職業、單一職場、穩定暴露，越來越難成立。傳統被認為最好的世代研究設計，難以回應變動的職場趨勢，反而是小型橫斷性以及混合型研究比較重要。

2) 何謂雇用品質？牽涉收入、就業保護、勞動權益

3) 導致雇用關係不穩定的因素： fissuring (外包)、algorithmic management 、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4) 流行病學研究者可以如何改進研究：採互動且合作式的採樣策略(dynamic and cooperative sampling)、生命週期觀點(關注關鍵時期的暴露、暴露的累積、跨世代的暴露轉移)、探討新型態的暴露(例如AI、AM)，善用AI作為分析工具。

5) 調查研究的內容必須重新檢討(例如，應該考慮多種工作身分、多個工作的型態)，並將雇用型態與品質納入常規性的調查。

6) 資料取得的規範：他認為，平台公司與雇主掌控的資料，應該被規定要釋出。

7) 勞動檢查必須被強化，不應仰賴雇主的自主管理。

8) 在職場疆界越來越模糊的狀況下，職業安全健康(OSH)保護應該與公衛(general public health)及社會安全(social security)做連結；講者提到應該對平台公司課徵platform tax。 

以下為ALGOSH團隊的講者照片：

德國災害保險、職業病醫院、聯邦職安衛研究機構

社會保險的起源

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Wilhelm I)在1861年在柏林登基，與首相俾斯麥合作，建立軍事化國家，透過數次對外戰爭擴張領土，包括普丹戰爭(1864）、普奧戰爭(1866）、普法戰爭(1871）。打敗法國後，威廉一世在法國凡爾賽宮宣告德意志帝國成立，成為德意志帝國皇帝(Deutscher Kaiser)。

德皇威廉一世熱衷議會民主，對勞工運動的態度和緩。為了拉攏國族意識尚未凝聚的各邦民眾與勞工階級，由首相俾斯麥主導，於1881年11月發布《皇帝詔書》，後世稱為「德國社會保險大憲章」，規定工人若遭遇疾病、災害事故、失能和老年而致經濟困難，應得到社會保險救助。德意志帝國議會於1883年通過醫療保險、1884年通過災害保險(1885年施行)、1889年通過老年(退休)及失能保險，1929年再針對老年與失能開辦年金保險，開創完整的社會保險制度。

災害保險 (Deutsche Gesetzliche Unfallversicherung, DGUV)的早期發展

災害保險的保護對象一開始僅限於高風險工業的勞工和部分職員，但至1887年時擴大適用至大多數勞動族群，並確立雇主全額負擔保險費，保費費率依企業規模及其職災風險作計算，保險給付內容包含職災失能期間的工資補償、醫藥費、職災死亡者的喪葬給付及遺屬撫卹金等。

1911年，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統治下的德意志帝國議會整合災害保險、疾病保險、退休保險等個別法源，全部納入《德意志帝國社會保險法典》，明確規定被保險人範圍、主管機構及救濟程序。

1920年代的職業病醫院

個性衝動的威廉二世在1914年發動戰爭，掀起一次世界大戰。1918年德意志帝國戰敗，進入威瑪共和，末代德皇威廉二世與皇后奧古斯塔.維多利亞(Augusta Viktoria)流亡至荷蘭。德皇不受歡迎，但熱心醫療救助、婦女權益與女性教育運動的皇后，則受到德國民眾的愛戴。

1921年，皇后過世，靈柩從荷蘭迎回柏林Posdam安葬。1924年，威瑪共和國於柏林成立第一家專門以診治職業病為目的的醫院，以已故皇后的名字命名(Kaiserin-Auguste-Viktoria Hospital)，地點就在目前柏林Lichtenberg區Nöldnerstr. 40-42的聯邦職業安全與醫學機構(Bundesanstalt für Arbeitsschutz und Arbeitsmedizin, BAuA)。

德國災害保險的補償範圍原先僅限職災事故，至1925年擴大至職業病，並制定表列職業疾病種類表，包括鉛中毒、塵肺症、石綿肺症等工業化初期常見的職業病。據說有不少職業病，就在柏林的職業病醫院被確認。

從1930年代的混亂至戰後重建

1930年代初期，德國經歷經濟蕭條與社會動盪，社會福利支出受到刪減，災害保險中的通勤職災給付遭刪除，失能給付的請領標準也從工作能力損失達10%以上調高為20%以上(姚玲珍, 2011)。

1933年納粹掌權。國家種族衛生時期。

1943年，醫界確認石綿粉塵為肺癌與惡性間皮瘤的致病因素，並將石綿相關癌症納入職業疾病種類表(Bartrip, 2004)。

戰後，納粹醫師的惡行被揭露。紐倫堡醫師審判。

德國於1949年公布《基本法》（Grundgesetz），確認人性尊嚴為立國之本。社會安全和福利制度重建。

1963年4月30日，《災害保險法》修正案通過，強調除了補償之外，也應結合預防與復健機制。災害保險的適用範圍擴大，職災者的復健和諮詢服務增加(Stolleis, 2014)。

1995年，德國為了回應人口老化帶來的長期照顧需求，開辦長期照顧保險，成為第五個社會保險。

1997年，德國災害保險的法源重整，其他職業安全衛生法令整合，一併納入《社會法典》第七篇 (Klosse & Hartlief, 2007; 劉立文 & 許繼峰, 2009)。

現今德國的社會安全網由五大社會保險(Sozialversicherung)架構而成，依據其開辦年代，依序為醫療保險(1883)、職災保險(1884)、老年及失能保險(1889)、失業保險(1927)，以及長期照顧保險(1995)。社會保險的運作，由依法設置的社會保險人經營。

在財源方面，除了職災保險乃是由雇主全額支付保費之外，其他社會保險的保費原則上由勞雇雙方共同分擔。德國政府另透過稅收，由公部門提供社會服務，包括對兒童、失能者、退休者提供的家庭照顧服務。

災害保險制度現況

德國災害保險規範於《社會法典》第七篇。採無過失原則，雇主對受僱者的職災補償責任，全由社會保險承擔，職災者向雇主提出損害賠償的民事訴訟權，原則上是受到限制的，除了通勤職災及其他例外狀況，職災者只能尋求社會保險給付，若發生職災補償或認定爭議之時，也由保險機構介入調查。

德國的災害保險有全民涵蓋的屬性，包含各類工作者、學生。全國性的災害保險組織(Deutsche Gesetzliche Unfallversicherung, DGUV)下面有33個社會保險機構，其中有9個屬產業災害保險機構，另24個為各類公部門人員(學生、教師等)。

BAuA建築

柏林的BAuA有三棟建築，前面的AB兩棟為古蹟，興建於1920年代，但兩棟的風格差異很大。A棟建築風格簡單，有工業風，B棟則是古典風格。第三棟則是1990年代兩德統一之後才興建的研究室大樓。

BAuA的工業風A棟 (2026年七月)

古典風B棟 (兩位台大公衛學院研究生來進行暑期研究, 2026年八月)

BAuA的B棟討論室(鄭婉汝醫師演講, 2026年七月)

BAuA的C棟，為1990年代興建的研究室大樓

德國聯邦議院 (Deutscher Bundestag)

來參觀熱門景點：德國的聯邦議院。這棟歷史建築於1894年完工，距今剛好130年歷史。

當年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在1871年建立德意志帝國，基於對議會民主制度的支持，開始籌畫興建國會大樓。在幾輪建築設計的評選後，由某位建築師拿下標案。後來在威廉一世的主持下，於1884年破土動工，有華麗大圓柱、漂亮的裝飾，以及當時算是很先進的鋼材與玻璃蓋的透明圓頂。

1933年納粹掌權不久，這個國會大樓曾發生縱火案，議會內部與圓頂毀損。希特勒以此事件為由，抓了幾個共產黨員，處以死刑，後來凍結憲法，結束威瑪共和建立的議會民主制度。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柏林遭受聯軍砲轟，整座城市幾乎成為廢墟。1945年戰爭結束，這棟建築物的主體倖存但損壞嚴重。之後又經歷冷戰與東西德分裂，建築荒廢了很多年，一直到兩德統一之後，國會投票決定從波昂移回柏林後，才開始修復這個建築。

改建工程從1991年進行至1999年。由來自英國的建築師團隊負責，他們在古老的建築物上，增添了現代化的圓頂，並採納了有各種考量到環保通風與採納自然光的先進設計。根據解說，國會的透明圓頂設計，象徵著這個國家對自由開放的民主議會制度的重視。

柏林是政治中心，有很多歷史故事，也是個開放而願意回顧灰暗歷史的城市。

前面的白色建築，就是著名的Charité醫院。

Deutscher Dom 有介紹德國國會歷史的展示

雅典：西方文明的發源地

2026年夏天首次來到希臘雅典。西元前第五世紀，這裡曾出現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學者。這些學者活躍的時期，也是雅典衛城(Acropolis of Athens)與帕德嫩神廟(Parthenon)大興土木或剛完工不久的時期。

小時候喜歡閱讀希臘神話，也喜歡西洋美術史，透過藝術了解古希臘文明。台灣有一本專書，好像是雄獅美術還是藝術家出版社出版的，是小時候很喜歡的讀物。這次能這麼近距離欣賞古希臘的文明遺跡與文物，很難得。

帕德嫩神廟與旁邊的Erechtheion神廟，均是為了敬拜雅典娜女神而建。建築本身令人十分讚嘆，兩座神廟在十七世紀後期在戰亂中被嚴重毀壞，原有豐富的雕術作品被大量洗劫，現場僅存的雕塑在近年來已被移入古蹟對面的衛城美術館。有許多藝術品被大英博物館收藏，著名的勝利女神Nike塑像則放置於法國羅浮宮。希臘政府要求這些強權國家歸還歷史文物，但看來是很難取回的。

為了讓行動不方便的民眾可近距離觀看帕德嫩神廟，希臘政府近年來在衛城山丘設置可直達頂端的電梯，並在神廟周圍鋪設水泥路面，對於輪椅族是很友善的措施。當天我們在現場看到一位民眾坐著輪椅進入園區參訪，覺得十分振奮。不過後來查詢資料發現，希臘政府加設電梯與水泥地面的作法曾引起聯合國教科文化組織（UNESCO）以及一些文史學家的反對。看來要兼顧身障者權益與文史保護，仍有許多難題需克服。

希臘政府於2007年新建、2009年完工的Acropolis Museum美術館建築優美，且館藏陳列很專業豐富，數位化解說很詳細。但美術館直接蓋在考古遺址之上，令我有點訝異，不清楚是否曾引發爭議。

爬山上了雅典城最高峰Lycabettus，標高277公尺，在這裡可鳥瞰整個雅典衛城、整個雅典以及南邊的愛琴海。也參觀雅典運動場(Panathenaic Stadium)，這是世界最古老的運動場，興建於西元前330年，西元140–144年間再由羅馬人擴建，可容納5萬人一起觀看賽事，看台上的石椅全部是大理石。歐洲在進入一神化時期後，多神敬拜及運動賽事被視為異教慶典(pagan celebrations)而被禁止。雅典運動場曾荒廢很久，直到十九世紀後期此處遺址才被挖掘，並為了舉辦1896年第一屆奧運才積極重建。第一次馬拉松賽事也從這裡開始，1896年由希臘選手以2:58:50奪金。雅典馬拉松每年11月舉辦，據說開始報名後在24小時內秒殺。

希臘擁有豐富的歷史文物，難怪有絡繹不絕的全球觀光客，想必也為希臘賺取龐大的觀光財。

Parthenon Temple 

The Odeon of Herodes Atticus

Parthenon Temple 

Erechtheion

Outlook to Mount Lycabettus from the Acropolis

夜晚的衛城

Asclepios (希臘神話中的醫學之神)與他的太太Hepione及他們的女兒Hygiena

在廟裡接受信徒的敬拜；隊伍第一人為奴隸，帶著一隻豬前來供奉

雅典人的議會規範(西元前446年)

來到世界最古老的運動場Panathenaic Stadium，

想起小時候，熱愛運動的爸爸曾教我畫有五個圈圈的奧運旗

從Lycabettus往南眺望雅典，可見右邊的衛城，以及遠方的愛琴海

德國衛生學的開創者：馬克斯·馮·佩滕科弗 Max von Pettenkofer (1818-1901)

衛生(hygiene)如何成為一門專業學科？

閱讀了江東亮老師轉來的紙本論文(Locher, 2001)，才首次認識這位德語區公衛發展史中的重要學者Max von Pettenkofer。這篇論文的作者是慕尼黑大學醫學史教授Wolfgang G. Locher。紙本論文上有江老師的經典紅筆註記，是有趣的閱讀經驗。以下簡要紀錄這位人物的生平與影響。

生平與貢獻

馬克斯·馮·佩滕科弗1818年出生於巴伐利亞(此時德意志帝國尚未建立）。他在1837年進入慕尼黑大學，學習醫學與藥學，然而他從未從事臨床工作，反而全心投入有機化學、生理學、生物化學等實驗研究，也研究環境因素對人體生理狀況的影響；1847年成為慕尼黑大學醫學院教授(醫學化學）、1853年升等為正教授(有機化學）。

19世紀中期，歐洲許多城市接連爆發霍亂流行，馮·佩滕科弗根據有機化學觀點，提出土壤腐敗物質致病論；他認為水若沒被有毒的土壤污染就不會致病。對於霍亂疫情與防治策略，馮·佩滕科弗發表著作，並翻譯為英文。他的理論後來被證明是錯誤的，但提出的疾病預防策略，包括改善都市環境、建立衛生水道系統，仍大幅降低霍亂的傳播與死亡率。他提出「醫學治理」(medical policing)概念，以經濟發展為論述，向重視商業貿易的政治人物與市民倡議衛生學與衛生治理的重要性。

馮·佩滕科弗被譽為科學研究的天才，在生理學與生化學領域有重要貢獻；他也投入教育，主張將衛生學納入醫學教育；在他主導下，慕尼黑大學在1879年成立「衛生研究所」(Hygiene Institute)，標誌「衛生」Hygiene成為獨立的學術領域，也讓慕尼黑大學成為十九世紀後期的衛生研究重鎮。

1882年，他與內科專家Hugo W. von Ziemssen合編出版總共五冊的教科書「衛生與工業疾病手冊」(Handbuch der Hygiene und der Gewerbekrankheiten)。在他的影響下，自1882年起，德意志帝國內大學的醫學教育課程，都強制納入衛生學課程。

值得注意的是，德意志帝國在1871建立之後民族國家與軍國主義抬頭，衛生學與健康治理成為新帝國的統治工具。

1882年出版的教科書封面頁

對美國公衛教育的影響

馮·佩滕科弗對德語區的醫學公衛教育頗具影響力，有不少學生後來成各大醫學大學的教授；他也透過來訪學者與留學生，對其他國家的公衛制度帶來影響。

美國學者William Henry Welch曾在1884年參訪慕尼黑大學，對於馮·佩滕科弗建立的衛生研究機構大為讚嘆；Welch後來將德國衛生教育介紹給洛克斐勒基金會，促成後者於1917年捐贈成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衛學院，並由Welch擔任首任院長。

對日本公衛教育的影響

日本自1868年起推動明治維新，積極設置西式教育制度，並選派大量學生赴歐留學。明治政府於1872年設置公立醫學校、1877年設置全國第一所公立大學，即東京大學，設有文學、理學、法律、醫學四個部。

十九世紀後期，赴德國學習的醫學生人數眾多，而當時德國主要的醫學研究重鎮包括柏林(洪堡大學、Charité)、慕尼黑、萊比錫、海德堡等地。衛生學領域的馮·佩滕科弗、細菌學學者的科霍(1843-1910)、病理學與生化學領域的Franz Hofmann (1843-1920)，是日本學界熟知的德國學者。

留德的日本醫學生中，後來投入衛生教學研究的主要學者為緒方正規(Misanori OGATA，1853-1919)。緒方正規1880年從東京帝大醫學部畢業，在1881年至1884年間，先後於萊比錫大學、慕尼黑大學與柏林洪堡大學進修，學習生理學、細菌學及衛生學。緒方1885年回到日本，隨即開授「衛生學」課程，並協助政府規劃醫學教育，後來擔任東京帝大醫學部部長。他是將德國衛生治理概念帶入日本醫學教育的重要人物。

其他留德的日本醫師有：森鷗外(Mori OGAI, 1862-1922)：東京帝大醫學部第一屆畢業生、軍醫、小說家；坪井二郎(Jiro TSUBOI, 1862-1903)，在慕尼黑大學留學，後來成為京都帝大醫學部部長；後籐新平(Shimpei GOTOH, 1857-1929)，曾在1890至1892年間赴德國慕尼黑大學留學，後來來臺灣，擔任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八年(1898-1906)，任內大力推動衛生研究與衛生治理，是推動臺灣早期衛生建制的重要人物。

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於1899年成立（晚日本27年），首任校長山口秀高及第二任校長高木友枝均畢業於東京帝大醫學部。高木校長在擔任醫學校校長的13年間(1902-1915)積極推動研究，於1902年上任時就成立台灣醫學會並發行台灣醫學雜誌，期間不僅邀請多位東大校友前來臺灣任職，亦選送日籍教員前往德國留學。

透過日本治理者與學者，馮·佩滕科弗的衛生治理理念亦被帶入臺灣，影響日治時期臺灣衛生治理制度的發展。

對科學的態度

I would die in the service of science like a soldier on the field of honor. 

江老師在論文的這句話劃上紅色底線標註。論文的這節，作者Locher引述馮·佩滕科弗的話，闡述馮·佩滕科弗對科學與研究的態度。他認為，健康與生命誠然可貴，但並不是目標；他認為，人不應該追求自身短暫生命的成就與幸福，而應該追求更高層次的目標，讓人能夠不同於動物；這些目標，包括信仰、國族、法治、自由、科學、藝術…。或許就是哲學講的神性吧？

1901年2月某日，82歲的馮·佩滕科弗舉起手槍朝自己頭部開槍，自殺身亡。根據Locher的論文，自殺原因可能是憂鬱症，而當時他對霍亂提出的土壤致病論飽受批評，推測是導致抑鬱的原因之一。

討論一：德日制vs 英美制？

常在醫療史學者的文章中讀到，臺灣醫學或公衛教育發展，有所謂德日派和英美派兩種模型。我認為這樣的分類好像不太精確，因為就醫學或公衛教育的內容本身，可能是很類似的。分類依據，或許需要更精緻，而非僅依據國族。

從上述的回顧，可發現德國衛生治理經驗不僅影響日本，也影響美國。若要討論國際間公衛教育或研究取向的模式差異，或許可討論政府與公衛學界的關係。在德國與日本，從十九世紀中後期以來，衛生行政便由政府主導，且在某些歷史階段，與軍警系統緊密連結；此外，醫療衛生相關的大學大部份是公立的，教研人員與政府的關係較緊密，也比較容易為政策目的而進行研究。

反觀美國，從十九世紀的公衛活動就有明顯的民間色彩，美國主要幾個公衛學院由私立大學成立，且企業捐贈的角色濃厚，例如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衛學院便由洛克斐勒基金會捐贈。當然這樣的分析可能過於簡化，例如美國公衛學院的研究經費，主要仍來自國家NIH經費補助（目前的川普政府反公衛，仰賴企業的問題應該會更為明顯）。

討論二：Hygiene vs. Public Health

根據江老師：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原來提案的新學院名稱為School of Public Health。Welch主張以Hygiene為名，而Rose主張Public Health，最後在Rose缺席的某次會議，決議命名為：School of Hygiene and Public Health。

我的疑問是：hygiene指的是「衛生」，早期的衛生學強調環境衛生、個人衛生、工業衛生、軍隊衛生，強調環境衛生、細菌學與醫療介入；public health指的是大眾健康，在英國的發展歷程，強調公共福祉與政府行政制度；在美國的早期發展有較多的民間參與。為什麼轉來台灣，hygiene 與 health都被翻譯為「衛生」？

參考文獻

Locher, W. G. (2001). Max von Pettenkofer-Life stations of a genius On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his death (February 9, 190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giene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203(5-6), 379-391.

Locher, W. G. (2007). Max von Pettenkofer (1818–1901) as a pioneer of modern hygiene and preventive medicine. 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Preventive Medicine, 12(6), 238-245.

Onishi, H. (2018). History of Japanese medical education. Korean journal of medical education, 30(4), 283.

History of the Max von Pettenkofer Institute (https://www.mvp.uni-muenchen.de/en/institute/geschichte/)  

張秀蓉 (2012)。日治台灣醫療公衛五十年。臺大出版中心。